日本米价暴涨反映出日本农业政策和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和困境，值得深刻汲取其经验教训，须通过强化农业供应链管理、完善调控机制、优化国际贸易以及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内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刘满平
受多重因素影响，自2024年7月份开始，日本多地爆发“米荒”，超市出现抢购，零售店大米断货，米价暴涨。进入2025年后，尽管日本政府采取了投放储备米措施，但大米危机未能得到缓解，米价仍以每月10%的速度疯狂上涨。然而，在日本米价暴涨的同时，国际市场上米价并没有上涨，甚至还出现下跌。此反常现象暴露出日本农业政策和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和困境，值得我们深入分析其背后原因，汲取其教训。
四大因素导致日本米价暴涨
第一，供应下降、成本攀升是米价暴涨的直接原因。
2023年，日本遭遇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夏季，高温和干旱严重干扰水稻生长周期，导致大米产量大幅下降至661万吨，不及历史峰值1425万吨的一半。2024年，台风频发，降雨异常，对水稻种植造成毁灭性打击，大米主产区受灾尤为严重，全年产量仅比2023年增加22万吨。但由于流通体系复杂，集货商和批发商囤积大米，导致市场上流通大米数量减少21万吨。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波动和日元贬值的影响，日本进口化肥、农药和农机燃料价格大幅攀升，再加上国内农业人口老龄化严重，农业人力成本不断攀升，直接导致稻米生产成本和大米收购价格上升，这种成本上涨的压力进一步推高终端市场价格。
第二，农业生产和贸易政策弊端是米价暴涨的深层次因素。
长期实行稻米减耕政策。二战后，受美国影响，日本人饮食结构逐渐变化，大米需求量下降，米价下跌。为维持米价，自1970年起日本通过向改种其他农作物的农民提供补贴的方式，强制减少水稻种植面积，人为控制大米产量。这一减耕政策直接导致日本大量耕种面积荒废，大米产量逐年减少。尽管2018年日本宣布废除此政策，但实际上减耕政策的影响仍在延续。
进口限制政策。大米在日本不仅是一种主食，更被赋予“战略物资”的政治意义。长期以来，日本通过高关税和进口配额限制外国大米的进入，以保护国内农业。然而，由于长期减耕政策，日本粮食自给率长期徘徊在37%左右，远低于政府设定的50%目标。这种进口限制与低自给率的矛盾，使得日本容易陷入粮食不安全的状态。一旦遭遇极端天气、地震等突发状况，就会引发大米短缺、价格上涨。
第三，流通环节囤积与垄断对米价暴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本农业协同组合(以下简称“农协”)在日本农业政策制定和生产流通过程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农协拥有1026万会员，几乎覆盖所有在册农民，控制着全国90%大米的收购、储存和分销渠道，在流通环节处于绝对垄断地位。农协通过控制农业生产、流通和价格积累了巨额财富，同时还涉足于金融、保险、医疗等多个非农行业，使得其拥有巨大的“政治捆绑”能力。由于其同时从事多项非农业务，决策往往以自身经济利益为先，而并非单纯考虑农民和消费者的利益，导致其不仅对米价暴涨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还削弱了市场调节功能，使得政府在应对米价波动时难以迅速介入。例如，和农林水产省推出减耕政策，长期人为维持高米价；以“保护农民利益”之名推动常年对进口大米征收778%的关税，严格限制进口；当政府通过释放储备米来平抑市场时，农协利用储备米作为调控工具，反而进行市场囤积和操控，确保其利益不受损害，在平抑米价波动中扮演着“瓶颈”角色。
第四，市场预判不准、措施应对不力延长了米价暴涨时间。
2024年8月，当日本多地出现米价暴涨甚至“米荒”时，曾有地方政府官员呼吁中央政府投放储备米，但日本农林水产省以投放储备米恐对大米市场流通造成影响为由拒绝了这一要求，还认为2024年日本大米产量会很高，米价高企情况不会维持太长时间。直到2025年2月份，米价仍继续大幅上涨时，日本政府才决定向市场投放储备米。然而，这一政策却存在制度缺陷：首先，投放的储备米量少，仅占年需求量的3%，而且储备米投放行政程序复杂，流通速度缓慢、短期效果有限，无法及时满足市场需求，填补市场缺口。其次，日本政府规定，为了维持储备规模，需要在未来一年内回购同等数量的大米，投放储备米反过来又可能进一步推高市场价格，形成“政策干预—价格波动”的恶性循环。储备米投放的过程和效果，暴露出日本政府政策反应滞后与利益权衡的困境，更凸显出其对粮食危机预判和应对机制的不足。
日本米价暴涨对我国影响不大，但须汲取其四点教训
我国与日本大米市场关联度较低、贸易量不高，而且我国粮食连续多年丰产，稻谷产量维持在2亿吨以上，大米年均进口量仅有200万吨—250万吨，国内大米市场供应充足，日本米价暴涨对我国的影响不大。但要看到，日本米价暴涨反映出日本农业政策和生产的结构性矛盾和困境，值得深刻汲取其经验教训，须通过强化农业供应链管理、完善调控机制、优化国际贸易以及推动农业可持续发展，提升国内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第一，毫不动摇抓好粮食生产，牢牢掌握粮食安全主动权。
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和农业技术先进的国家，日本出现米价暴涨甚至“米荒”事件，再次警示我们，粮食生产受自然因素影响很大，粮食危机并不遥远，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粮食生产。尽管我国粮食连年丰收，但粮食长期供需紧平衡和结构性短缺问题并没有改变，大豆和油料对外依存度仍很高，粮食安全基础仍不稳固。因此要始终紧绷粮食安全这根弦，严守耕地红线，不断加大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提高单产技术水平，推动农业规模化与现代化，挖掘增产潜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
第二，完善市场监测与调控机制，增强平抑市场波动的能力。
一是要建立实时市场监测体系。发改、商务、农业等部门要强化对全球粮食和农产品市场的实时监测机制，及时掌握国内外市场动态，准确分析判断市场走势，为政策制定提供数据支持。二是要灵活运用市场调控手段。在出现粮食危机时，发改、商务等部门应简化流程，建立快速响应机制，要及时通过储备粮投放、进口关税调整等手段稳定国内市场价格，避免引发民生问题。三是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管。市场监管部门需加大监管力度，明确囤积和操纵行为法律边界，加大对违规行为的处罚，严厉打击市场囤积和操纵行为。
第三，建立灵活的进口调节机制，平衡自给率与市场稳定。
日本此轮米价暴涨还反映出农业生产极易受气候影响，即使是100%的自给率也无法完全避免国内粮食市场的波动。因此，在保障国内粮食安全的前提下，加强国际贸易与政策协调，适度扩大优质粮食和农产品进口，建立更加灵活的进口调节机制，通过动态调整关税和进口配额平衡国内供应与市场需求：在丰收年份减少进口，在歉收年份适度增加进口，以稳定市场价格。同时，应加强与主要大米出口国(如泰国、越南)的合作，通过多元化贸易伙伴和区域合作等方式建立长期稳定的供应链，降低和避免单一市场依赖的进口风险。
第四，多措并举降低农业生产流通成本。
和日本一样，我国当前也面临着农业生产人口老龄化、农业成本不断上涨的压力。因此，应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农业生产流通成本。一是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小农户联合成立农业合作社或农业企业实行企业化经营，实现规模效应。二是推动农业物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提升农业技术数字化，减少中间环节，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三是完善粮食和农产品仓储与物流体系，建立覆盖全国的高效仓储网络和冷链物流体系，有效平抑产地与消费地之间的价格波动，避免因运输成本变化引发连锁反应。四是推动农业金融改革，建立多元化农业金融体系，为农户提供低成本融资渠道。例如，设立政策性农业银行，为农户提供低息贷款；鼓励商业金融机构开发适合农业特点的金融产品，如农业保险和期货合约，降低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对农业生产的冲击。
(作者系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高级经济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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